时下，读经之热又起神州，而且要求从娃娃抓起。不禁要问，“经”的价值和读经的方法。

　　在我国，大规模的读经之举主要有四次。一是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孔子等私人办学者以六经为主要教材教授学生，这标志着中华民族主体文化的思想创构。二是在大一统的秦汉时期，国家立经学之官，经学义理成为社会的权威话语，这标志着中华民族主体文化的国家定制。三是在救亡图存的上世纪之初，部分学者以民主与科学精神为背景提倡“整理国故”，这标志着中华民族主体文化的结构转换与精神回顾。四是在和谐崛起的本世纪之初，部分学者依托民主与科学建设的初步成果提倡“复兴传统”，这标志着中华民族主体文化的结构跃迁与价值重建。

　　刘勰曾对经学价值作出过系统阐释。刘勰认为，《易》是以“谈天”为主的哲理之文，《书》是以“记言”为主的政理之文，《诗》是以“言志”为主的情理之文，《礼》是以“立体”为主的伦理之文，《春秋》是以“辨理”为主的事理之文，《乐》则是以“道和”为主的综合性艺术。合起来看，在方法论层面，经学主旨在于辨物析理；在内容层面，经学主旨在于人情物理；在效用层面，经学主旨在于合情合理；在目的论层面，经学主旨在于协和万事万物之情与理。如此说来，经学对人的培养确以爱智博文、娱情悦理为旨归，它主要诉求一种文明情怀，中华传统文化的底线价值据此成立，其多样化发展自然也是据此展开的。

　　据此，四书的价值也不难判定。如《论语》，孔子讲仁，仁是一种二人及其以上的社群关系，小自夫妻，大至天下，虽然具体的关系处理原则千差万别，但归根到底扛不过同情之心、友善之情、共赢之理，否则就只能导致隔阂、仇隙、冲突，直至率兽食人、无情屠戮。如《孟子》，孟子讲义，义是一种因情、因事、因时、因地、因人、因物而制宜的实践原则。它以仁为基础，还要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，更要达到一种众人皆得其所的终极性结果。合起来讲，这就是仁义道德。如《中庸》，庸当训用，中庸即是用中。所谓中，在主体心智结构层面，中即是衷，也就是言当由衷或情当由衷，否则即是言不由衷或情不由衷，古人又称为诚与敬；在主体社会实践层面，中即是中（音众），指事物间的符合、契合或切适、调适关系。至于《大学》，文化语境中的大学与小学相对而言，小学是语言文字之学，其功用主要限于“识名”、“用名”，即认识事物、表达事物。依古人之说，大学之道在于“明明德”，即通晓认知万事万物的必由之路，在于“新民”，即建构文化人格并时时美化刷新之，在于“格物致知”，即针对事物展开能动性的辨物析理，在于“止于至善”，即普施博惠、同济天下。以上所述连同六经义理，后儒概括为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是直到今天中国人做人做事的基本操守。若换成今天的话来说，似为文明眼界、中国事业、世界福祉。

　　读经意味着一种态度，一种心情，一种方法，即合情合理的敬畏古人、关注自身、借鉴他者。